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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董诰《饯腊迎祥册图之屠苏介寿》 作者供图
屠苏酒，这个名字承载着千百年来的春节记忆，但“屠苏”二字究竟何意，却是众说纷纭。节日酒品常以时令药材制作而成，如端午节的雄黄酒、重阳节的菊花酒等。屠苏酒却并非以屠苏为原料。
制酒：合药浸酒以辟疫
屠苏本为植物，但它不可食用，历代《本草》中也没有屠苏入药的记载。这种植物往往出现在与建筑相关的描写之中，如北周王褒《日出东南隅行》诗中的“绣桷画屠苏”，指的便是在屋椽之上绘制屠苏草的图案。屠苏究竟是何种植物已不可考，明代方以智在《通雅》中提出，屠苏是一种“大叶似蒿”的阔叶草，在有的地方唤作头苏，但这只是音近原则下的推测，毕竟，现存的屠苏酒方中并没有头苏这味药材。
屠苏酒原是由多味中药浸制而成的调配药酒。今存最早的屠苏酒方，出自南朝刘宋陈延之《小品方》（《肘后备急方》卷八所引），名为“正朝屠苏酒法”。方中使用到的药材包括：“大黄五分，川椒五分，术、桂各三分，桔梗四分，乌头一分，祓楔（即菝葜）二分。”将这七味药材细切，盛贮在绢囊之中，于除夕中午垂入井下，在井泥之中悬置一晚，元旦一早取出浸入酒中，便制成了屠苏酒。唐代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、宋代《伤寒总病论》、明代《本草纲目》等医药方书中都载有屠苏酒方，药材种类与制作方法基本保持稳定，只是药物用量偶有调整，有时会再加上一味药材防风。
翻检《本草纲目》，会发现用于制作屠苏酒的七味药材，都有着散寒、辟瘟的功效。主料大黄能够通泄“壅滞水气，温瘴热疟”，是张仲景治疗伤寒的常用药；川椒则是祛除“六腑寒冷，伤寒温疟”的极阳之药金牛股配资，也是汉代最为流行的元日辟疫酒——“椒酒”的主要原料。大黄与川椒一阴一阳，本已有推陈致新之效，再配以“除寒热，止呕逆”的白术、“解表发汗”的桂心、“补血气，除寒热风痹”的桔梗、治风痹的乌头、“治时疾瘟瘴”的菝葜，在疏风散寒、养气温中方面应当有着明显的效用。
屠苏酒作为治疗瘟疫的合剂药酒，它的保健功能来源于药与酒的配合。酒在这份药方中的作用，在于激发药效，如方中的大黄乃是苦寒之药，“用之须酒浸煨熟”。正如陆游《除夕》诗云“炽炭炉中百药香，屠苏煎酒代椒觞”，炮制屠苏酒的药香，与杯中的氤氲酒香，触发着古人对于年节的嗅觉记忆。
命名：草屋中的神医传说
屠苏这个名词更为常见的义项是指建筑物。屠苏是一种平顶草屋，东汉服虔《通俗文》称：“屋平曰屠苏。”《宋书》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住屠苏曾被雷击倒，唐代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记载一位禅师居住于寺内屠苏中，可见屠苏是汉魏隋唐时期的常见建筑，上至天子、下至平民皆可居住。比如王安石《元日》诗中为人熟知的那句“春风送暖入屠苏”，亦被许多论者认为，是在描写茅屋中的春节景象。
深山藏神仙，草庐寄神医。草屋这个意象为屠苏酒添上了一层神秘的背景，于是民间便流传起一种说法，认为屠苏酒是由寄居草屋的医者发明。唐代韩鄂的《岁华纪丽》中就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：“俗说屠苏乃草庵之名，昔有人居草庵之中，每岁除夜遗闾里一药贴，……今人得其方而不知其人姓名，但曰屠苏而已。”《四时纂要》又进一步为这个草庵安上了一个具体的归属者：“屠苏，孙思邈所居庵名。”
不过，如前所述，屠苏酒法在刘宋时期已有明确记载，不可能直到唐代才被孙思邈发明。南朝梁宗懔的《荆楚岁时记》中也写道，元日早晨的拜贺仪式要“进屠苏酒”，这说明至少在南朝时期，屠苏酒已从一众药酒之中脱颖而出，成为固定的节令酒品。
魏晋人心目中也有一位医圣。《小品方》便称，屠苏酒方乃“华佗之法”，并称此方经过魏武帝曹操的验证。日本法典《延喜式》中也记载，华佗“以此方与曹武帝”。华佗本人并未留下关于屠苏酒的论著金牛股配资，我们无从验证他是否就是屠苏酒的真正创制者。或许正是由于屠苏酒在治疗瘟疫方面的奇效，使其成为春节民俗中重要的固定酒品，所以民众便将酒方的发明权归属于心目中的“名魁大医”，编述出一段段悬壶济世的传说。
饮酒：去故纳新的元日仪式
对于屠苏这个酒名，古人除了从名词角度加以猜测以外，还有一种基于字义的联想。屠与苏是一对反义词，“屠”意为杀戮，而“苏”字又写作“甦”，有“死而复生”之意。南宋陈元靓的《岁时广记》引《孙真人屠苏饮论》云：“屠者，言其屠绝鬼炁；苏者，言其苏省人魂。”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亦称：“此药屠割鬼爽，故名。”古人认为疫病由疫鬼传播，“屠鬼”当是由驱疫产生的联想。
屠苏酒最主要的功效，就是预防伤寒瘟疫。《小品方》称屠苏酒能够“令人不病温疫”，唐代孙思邈的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亦称屠苏酒能够“辟疫气，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”。伤寒曾是汉末魏晋时期最致命的疾病，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自序中称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，自己的族人“死亡者三分有二，伤寒十居其七”。
防治瘟疫最关键的时间节点就是冬季。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中论述过，四时之气皆可致病，尤以冬季“最成杀厉之气”，是全年疾病的根源。如果在冬季触冒寒气，又没有及时调养，立刻发病的就是伤寒，潜藏到春夏还可能变为温病与暑病。
元日是腊月与正月之交，作为冬季之中阴阳转换的节点，便是最为重要的辟疫时段之一。屠苏酒的药囊要在十二月晦日调配，于新年的早晨制酒饮用，这个特殊的制作时间，蕴含着去故纳新、调和阴阳、更新魂魄的意义。《荆楚岁时记》所记载的元旦饮食皆与辟疫有关：“进椒柏酒，饮桃汤。进屠苏酒、胶牙饧。下五辛盘，进敷于散，服却鬼丸。各进一鸡子。”比如，椒柏酒、桃汤都是汉代便已流行的辟疫饮品，敷于散、却鬼丸是用于驱邪除祟的药品，用大蒜、小蒜、韭菜、芸薹、胡荽制成的五辛盘能够“辟厉气”，吞服鸡蛋则能“辟瘟气”，防止“恶气中人”。屠苏酒置于这一饮食序列中，显然也有着同样的辟疫功能。
屠苏酒从调配到饮用，都有着明确的仪式规定。据《岁时广记》引《孙真人屠苏饮论》，屠苏酒一定要在元日清晨家族团聚之后“东向进饮”，在古人的方位观念中，东方是阳气生发的方向，屠苏酒不独在药理上具有祛除时疫的功效，而且人们还用仪式行为强化了这种心理期待。可以说，屠苏酒的制作与饮用，类似于一场特定时间、空间中的辟疫仪式。
团圆：屠苏酒中的家族情怀
屠苏酒不仅能治愈伤寒疫病，还能够有效防止瘟疫的传播。伤寒是一种家族性传染病，往往一人染病，阖族尽丧，曹植在《说疫气》中就写道，当时的疫病导致“或阖门而殪，或覆族而丧”。历代屠苏酒方中，皆强调此酒“一人饮，一家无疫，一家饮，一里无疫”，饮罢将药滓置于井中，“可世无病”，俨然瘟疫阻断药。
正因为涉及全族的健康与平安，屠苏酒也是团圆之酒，要在阖族团聚的元日共同饮用。饮屠苏酒有着特定的饮用顺序，在长幼咸集的元日聚会中，要让年幼者先饮，老者后饮。这在向来尊老重孝的文明传统中形成了一种“标而异焉”的节日特例，于是在西晋时，便有不解其意的人们向当时的礼学大儒董勋询问原因，董勋说这是因为“小者得岁，先酒贺之；老者失岁，故后饮酒”。屠苏酒的顺序中竟藏着年龄的“相对论”，新年对于青年人来说意味着成长一岁，对于老者来说却是失去了一岁，屠苏酒一反齿序的饮法，寄寓着对年岁赓续的重视。
总之，无论是向上追索住在茅屋中的发明者，还是从动词的角度拆解屠苏的字义，都只是后人的推测，而对于这一年节风物命名的阐释，其实反映着人们对这个节日的认识。从药理上说，屠苏酒是预防时疫的保健药酒，而从文化心理上来讲，饮屠苏酒的元日节俗则凝聚着人对于更新魂魄、延年益寿、家族绵延的期待。
屠苏酒的形式在历代有所改易，但寄寓其中的春节祝愿却始终如一。在唐宋时期，城市的发展催生了新的聚居形式，屠苏酒的饮用方式也经历了城市化的改良。此时的“屠苏散”已经变成了调配好的时令药，据《岁时杂记》记载，“医工以腊月献药，以风药为主，亦有献口脂面药及屠苏者”，《梦粱录》《武林旧事》等宋人笔记中也都有相似的记录。医工们按照医方比例调配好“屠苏袋”，作为节礼送给那些高门富户的老主顾，普通民众也可以从医铺中直接买到调配好的屠苏酒散，带回家中再浸入酒水即可饮用。即便是游宦在外的士子，也能与朋友共饮屠苏酒，完成这项寄寓着健康祝福的元日仪式。
大约在清代，以屠苏为名的酒品便已变为粮食酿造酒，清朝许琰在《风俗考义》中称“今以黄酒代之”。时至今日，屠苏酒这个神秘的名字，已从特制的防疫药酒，变成了寻常百姓家的年节贺酒。屠苏酒虽然不再具有防疫的实用功能，但是元日饮酒作为春节文化的一环，仍然凝聚着千家万户对于辞旧迎新、家族团圆、健康美满的祈愿。
（作者：邢乐萌金牛股配资，系中国民俗学会会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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